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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银行近期发布的2022年年报显示，截至2022年12月末，5家国有大行房地产不良贷款率均同比上升，工商银行、农业银行、中国银行、建设银行、交通银行房地产不良贷款率分别为6.14%、5.48%、7.23%、4.36%、2.8%，较上年末提高1.35个百分点、2.09个百分点、2.18个百分点、2.51个百分点、1.55个百分点。与此同时，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房地产不良贷款率也有所上升。

对此，相关银行负责人表示，由于房地产贷款占比较低，风险总体可控。“风险总体可控”这几个字，听起来实在太熟悉不过了。当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增速过快、不良率上升后，相关银行用的是“风险总体可控”；当银行业整体不良率上升时，银行也是用“风险总体可控”来回应外界的担忧；当互联网金融带来的风险加大时，银行仍然用“风险总体可控”来形容。“风险总体可控”，俨然成为银行应对各种问题最有效的一种回应手段，也成了风险防范和资金投放问题的一个“筐”。

那么，到底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让银行觉得风险“不可控”，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呢？恐怕没有一家银行敢有底气说出来，也没有一家银行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标准。真的到了那一天，可能就不是银行能够左右的了。就像美国的银行一样，在风险没有发生前，相关银行也是“风险总体可控”，可是，很快地，问题就发生了。特别是硅谷银行，风险爆发的前几个小时，还在给美国的员工发奖金呢。

我们并不认为，目前的房地产贷款已经出现了严重风险，已经到了不可控的地步。但是，一年时间，五大国有银行房地产贷款不良率上升最少的也有1.35个百分点，最多的多达2.51个百分点，中国银行的房地产贷款不良率已经高达7.23%，仍然说“风险总体可控”，恐怕不会那么轻松吧。至少，这样的不良率不应该是“可控”的吧。如果继续用房地产贷款占比较低来形容，恐怕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了。如果真的如银行人士所言，房地产贷款占比低，有能力承受，放开试试，看哪家银行能够承受。殊不知，房地产贷款可不只是开发商贷款，还有居民个人房贷，还有公积金贷款等，到时候都会形成连锁反应。

更重要的是，房地产贷款不良率上升、风险上升，带来的不只是“风险总体可控”的问题，还有更为严重的问题，那就是信贷资金的安全问题、对其他领域的支持问题、资金的周转效率问题等。如果房地产贷款不良率继续上升，“救”地产的贷款继续增加，对整个经济的运行是会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和影响的。

要知道，去年广义货币M2新增了28万亿，可是，当年的GDP只增加了6万亿，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低的投入产出效率，与涉“房”贷款大量投放也是有密切关系的。如果不是“保交楼”等需要，给房地产领域新增了大量的信贷资金，而是把这些资金用于实体经济领域，产生的效果就会完全不同，资金的周转效率也会大大提高。

也许有人会说，市场需求不足，即便把资金给了实体企业，也不会形成太大的运行效率和运转效应。那么，房地产市场产生运行效率和运转效应了吗？难道不是全部停留在“钢筋混凝土”上不动了。如果投放到实体经济领域，至少在经济恢复后，实体产业会迅速回升。可是，房地产市场呢？仍然低迷。地方政府出台了那么多政策，仍然无法让广大居民升起购房热情。原因就在于，实体企业没有恢复，居民就业、收入增长预期不强，没有购房的信心。如果实体经济恢复较好，居民就业和收入增长恢复很快，居民购房的预期也会增强。把大量信贷资金投放到房地产领域，说到底，就是因为房地产市场出现风险了，需要救助了。自然，也就大量占用了信贷资金。如此，房地产贷款不良率上升，就不只是“风险总体可控”的问题，而是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、影响实体经济发展、影响居民就业和收入增长的问题，是更为严重的问题。

作为银行人士，特别是银行负责人，如果只会看脚下那片土，不会看大局这片天，要想改善和优化信贷资金结构，改变信贷资金结构不合理的问题，就会难度越来越大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对房地产贷款不良率上升的问题，决不能只把眼睛盯在风险是否可控上，而要放到更高、更远、更广的平台分析，特别是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的角度分析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果，才能不断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，才能真正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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